中国为什么要在珍宝岛和苏联打一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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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中国建立以后，外交上实行“一边倒”，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。在战后世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立的局势下，新中国选择了苏联。中苏关系因此很友好，苏联向中国提供了156个重大工业项目等支持，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。
这种选择完全可以理解。中国虽然也是世界大国，领土广阔人口众多，但在国家实力上，当时无法和美苏两超相比。而且，战后东西方阵营直接对立，甚至有再次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。在这种局势下，中国很难独善其身、置身事外，况且，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，迫切需要资金和技术支持。“一边倒”的外交政策，很有针对性，也很有效。
但是，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，中苏两国之间的分歧、矛盾越来越激烈。中苏边境纠纷也因此成为严重问题。
历史上，中国和沙俄之间长期有领土问题。沙俄利用中国近代以来的贫弱，掠夺了大片中国领土。在中苏关系良好时，领土争议被搁置。后来两国越吵越凶，领土问题也就被翻出来，重新成为争议焦点。
1963年，毛主席在接见外宾时说：“大约一百年前，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，于是，海参崴、伯力、勘察加等地就是苏联的领土了。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。”
赫鲁晓夫闻听，很快反唇相讥，声称“苏联的领土是历史形成的”“谁胆敢破坏它，就会遭到苏联各族人民的最坚决的反击”。赫鲁晓夫还说：“中国的历代皇帝是不次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”。
并且，赫鲁晓夫不只是说说而已，苏联直接动手采取了行动。1966年，苏联和蒙古签订军事同盟条约。苏军进驻蒙古，兵锋所指，离北京只有几百公里，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形成重大威胁。仗着兵强马壮，1964年到1969年，苏联在边境挑起的冲突事件，多达几千起。
如何应对苏联这种巨大的军事压力，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大难题。怎么办？
新中国建立以后，美国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战略敌人。中美两国不但在朝鲜、越南直接间接地热战，而且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950年代提出了“和平演变”战略，目标就是要动摇瓦解社会主义国家。这引起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和警惕。
1959年11月，毛主席说：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，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。后来，主席进一步指出：帝国主义说，对于我们的第一代、第二代没有希望，第三代、第四代怎么样，有希望。帝国主义的话灵不灵？我不希望它灵，但也可能灵。
主席对“和平演变”的高度重视和警惕，是我们理解建国后很多政治运动的关键。因为要解决“第三代、第四代怎么样”的问题，毛主席一方面提出要“培养革命接班人”，同时，对干部队伍的腐化、特权化及其脱离人民的倾向，展开了坚决持久的斗争——这种斗争往往采取政治运动的方式。
可以这样说，国内的政治运动其实有国际上中美之间矛盾对立的大背景。
中苏交恶以后，苏军大兵压境，并且挥舞核大棒，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。这时，主席对中美关系开始有了新的思考。
另一方面，从战略家的高度，主席敏锐地洞察到了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。很多人看来，1960年代的美国，如日中天，无论如何也谈不上衰落。但主席却看出了一般人看不出来的大趋势——美国固然实力还很强大，但他们到处伸手，过分扩张，实际上已经力不从心。1964年，毛主席说：现在美国手伸得太长，是十个手指按住了十个跳蚤，一个也抓不住。
因为看到了美国的这种变化，主席判断，美国有可能会改变中美关系，考虑联华抗苏。中国有了新的战略机遇。但是，中美之间当时缺乏可靠的沟通渠道。中国要找到呼应美国的办法。
这个办法要到苏联那边去找。
如前所述，1960年代中期开始，苏联凭借实力优势，越来越频繁地在中苏边境挑起事端。对这些冲突、事端，在中央的严格控制之下，我边防军民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。一方面这是因为我国当时军事实力相对苏联确实不占优势，另一方面，当时在大的战略方面，还没有和苏联“闹翻”的条件。
到了1968年，情况渐渐发生了变化。1969年将要召开“九大”。按照惯例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要宣布新的大政方针。外交政策上的大调整，列入了九大的准备工作。因此，中国在边境上对苏联的反应，也做出了调整。
1969年初，黑龙江省军区提出了在珍宝岛地区的反击方案。方案上报到沈阳军区、总参谋部、外交部，一直到中央。经过周密研究，中央批准了珍宝岛作为反击重点的部署。到2月份，中国已经秘密做好了各方面的部署和准备。
3月2日，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爆发。
此前，在无数次边境事件中，中国都忍让和克制。苏军以为中国会一直这么“窝囊”下去，没想到3月2日中国突然凌厉反击。苏军遭到前所未有的伤亡。
苏军在3月2日武装冲突中阵亡官兵葬礼
大家可能会以为，不可一世的“苏修”遭到中国反击，一定会暴跳如雷，用十倍百倍的力量打回来。实际情况正好相反，对中国的反击，苏联的第一反应不是暴怒，而是目瞪口呆——情况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。接下来，苏联陷入了摸不着头脑的状态——中国人这是什么意思？他们接下来要干什么？
原来，苏联这时也感受到了中美联手抗苏的可能，并为此忧心忡忡。虽然中国的实力那时还很弱，但如果中美联手对付苏联，苏联也觉得深不可测，心里没底。
中国这边趁热打铁，对珍宝岛冲突做出异乎寻常的反应。首先，在国内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。3月4日-12日不到10天时间，中国参加对苏示威游行的人数超过4亿。同时，国内开始大规模备战。4月28日，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“要准备打仗”。
中国此举，一方面是为了充分做好准备，防备苏联的进攻。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，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展示，中苏之间关系确实已经严重恶化，已经到了战争边缘。这样一来，中美之间就有了共同的安全利益。
也就是说，珍宝岛冲突，不但是为了捍卫领土主权，对苏联的挑衅做出有力反击，而且，还有更重大的战略考虑——要用行动向全世界传递信息、发布信号。
是的，在国际事务上，发布信息可不是“送个信儿”那么简单的事情。兵不厌诈、防不胜防，让别人确信你的信息是真实的，而不是圈套，往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，比如打上一仗。
中国向全世界发布的信号，苏联当然也看到了。他们可不愿意看到中美就此联起手来对抗苏联。于是，苏联一方面在表面上保持了强硬态度，在边境继续制造事端，同时却通过秘密渠道和中国取得联系，主动提出希望两国领导人尽快会谈。主席同意了苏联人的要求。
1969年9月11日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赶赴北京，和周恩来举行了“机场会谈”。双方达成避免事态扩大的临时协议。柯西金还提出一系列加强两国经贸合作的建议，并以苏联政府的名义向毛主席表达了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。
随后，周恩来和柯西金书信往来，互相提出了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争的保证。当然，这只是口头协议，不见得可靠。中国后来并没有放松对苏联的防备，但毕竟中苏之间大打出手的可能性，变得很小了。战略中，初步稳住了苏联。
稳住了苏联以后，毛主席继续利用美苏都忌惮中国和对方联手的战略机遇，向美国传递各种信号。转过年来的1970年10月1日，毛主席邀请美国作家埃德加·斯诺上了天安门城楼，人民日报发表了二人在一起的巨幅照片。这其实就是给美国政府发的打破中美僵局的“明信片”。
后来发生的事情，大家都知道了。1971年，中美“乒乓外交”。1972年，毛主席和尼克松“第一次握手”。在中苏关系稳定和冷淡的同时，中美关系迅速发展。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中美走近，苏联陷入了“一对二”的战略被动。甚至可以说，从那时起，就埋下了苏联最终解体的深层原因——苏联失去了中国这个最重要的战略伙伴。
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点。
这个外交上的战略大调整，影响并不限于外交，对中国国内有更大的影响。如前所述，中国国内的很多政治运动，深层原因其实在于“反帝”“反和平演变”——矛头主要指向的是美国。
当中苏关系恶化以后，“反修”“防修”的重要性就超过了“反帝”。这直接导致中国国内政治运动重点的变化。不夸张地说，之所以1960年代中期爆发“文革”，与此有很大关系。当然，这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，不展开说了。
本文重点要说的是，这个外交战略大调整，体现出来的新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高超能力。
有人认为新中国的外交很不成功。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。因为受到国内政治运动的影响，新中国的外交一度比较被动，有过一些过激的言论和错误的做法，但那些不是主流。
在美苏两超之间准确及时的“选边站”，或者说，在社会主义、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左右逢源，成功地保障了国家重大安全利益，这才是新中国外交的主流。
建国后，先是“一边倒”。国家初创阶段，得到了来自苏联的大力支持和援助，中国不但因此稳住了北方、西北方的基本面，并利用苏联成功遏制了美国。这对新中国的成长和安全，非常重要。
由于苏联固有的霸权主义，中苏关系不可能长期保持那种特别友好的状态。事实上，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绝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关系都不好，甚至很差。当中苏关系走向紧张甚至破裂时，怎样保障国家安全利益，避免“两线作战”，也就是同时承受来自美苏两超的压力，就成为摆在毛主席面前的大问题。
这正是珍宝岛冲突的深层作用。通过珍宝岛冲突，把中苏关系的紧张大白于天下，向美国传递明确的信号，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打下了基础。
后来的事情，果然按照主席的战略设想展开。在中美苏大三角中，本国本来是最弱的一角，但通过高超的外交操作，充分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，中国取得了超出国家实力的国际地位，成功为国家争取到了和平的国际环境。
就这样，进入1970年代以后，中国逐渐改变了“早打、大打”的战略判断，认为世界可以保持相当长时间的和平，中国可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经济建设中。这是后来改革开放能够顺利展开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能屈能伸、见机行事、灵活调整但又不失原则等自古以来的智慧，得到生动地体现和应用。相比很多国家在类似情况下的笨拙和僵硬，新中国的外交水平，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。
在独立自主和充分利用外部力量之间，怎样找到精准的平衡点；怎样既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，又不成为其他国家的附庸和仆从国；怎样既能调动和利用别国的力量，又不把国家的命运建立在对外人的无条件信任上；以及在国家实力不足的情况下，怎样做到左右逢源，而避免被左右夹击。
外交确实是门大学问，要把战略家的远见和实干家的机智融为一体才能做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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